數字化已經成為高頻詞匯。

　　元宇宙的大火后，游戲化的數字世界也開始獲得追捧。上帝按照自己的樣子創造人類，現在人類想要根據實體世界的樣子創造出數字孿生世界。

　　但數字孿生并非新概念。

　　1970年4月13日，飛行了33萬公里的美國阿波羅十三號飛船在抵達月球前，因為氧氣罐爆炸造成船體發生扭曲變形，飛船面臨失控。

　　好在NASA在“阿波羅計劃”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物理仿真系統，地面上的“孿生飛行器”可以在仿真技術的幫助下預演登月過程中可能遇到的緊急情況，于是一系列緊急救援計劃討論之后，最后放棄登月。

　　登月雖然失敗了，但這次太空救援計劃背后一系列工程設計，被看做是人類數字孿生技術的源頭。

　　2002年，美國密歇根大學的Michael Grieves博士首次完整提出“數字孿生”概念。2012年，NASA跟美國空軍論述了未來航空航天器數字孿生的理想模型，對數字孿生進行了嚴格的學術定義。

　　一年之后，德國正式發布了工業4.0這個概念，核心就是基于數字孿生和AI。

　　而數字孿生的概念被智慧城市所吸納，也絕不是偶然。

　　2008年IBM提出“智慧地球”的概念，此后全球范圍內迅速興起了智慧城市的建設浪潮，處于城鎮化轉型節點上的中國城市尤為積極。

　　2016年，建設智慧城市正式被確認為國家重點工程，智慧城市發展進入推進階段。按照德勤披露的調研報告，中國智慧城市的試點數量已經占到了全球的50%左右。

　　最顯而易見的是，浙江、上海、河北保定等城市，正在大力推動數字產業化、產業數字化、社會治理數字化等不同細分領域的數字化發展。

　　而在國內各大城市競相發力數字化轉型的背后，一方面是積極響應國家提出的“加快數字化發展”的戰略部署，另一方面是為了搶占數字時代的戰略機遇，以數字化轉型驅動城市生產方式、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，全面提升數字時代的城市核心競爭力。

　　然而，對于正處于“城市+數字化”階段的數字化城市來說，牢固的數字底座一定是必不可少的。

　　英國經濟學家巴頓曾說過：“城市是一個坐落在有限空間內的各種經濟市場-住房、勞動力、土地、運動等交織在一起的網絡系統”，這個網絡任何一個節點紊亂，都有可能引發系統風險。

　　就好比如交通出行領域，充分依托“數字政府”政務云平臺、政務大數據、公共支撐平臺以移動互聯網、5G技術、物聯網、云計算、大數據、人工智能為主的新一代信息化技術快速提升交通政務數據化水平。

　　而在數字化的過程中，城市需要將物聯網、人工智能、大數據、云計算、區塊鏈等數字信息技術全面滲透到各個領域，構建出城市大腦、產業畫像、知識圖譜等，使數字空間與現實空間充分融合。

　　換個角度來看“數字化城市”，大數據中心、人工智能等新基建似乎已經逐漸成為一條脈絡清晰、競爭加速的子賽道。

　　一、“虛擬副本”讓城市治理不再盲人摸象

　　數字孿生就是城市的“虛擬副本”。

　　首先必須要明確的是，數字孿生并非完全復原現實世界，以人類現有的技術沒辦法復刻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或者造物主的神跡。

　　數字孿生嘗試復制的真實世界，并非包羅萬象，是在有限的范圍內特定的維度上進行復制，以便應對特別的問題。

　　從城市治理的角度來看，數字孿生城市相當于真實世界的“操作系統”，有了它就可以遠程對城市的每一個角落進行監測、智慧調度，無論是街道、社區，還是商場、變電站乃至城市排水系統，從而提升城市的治理效率。

　　簡單的說，原本城市隱形秩序被顯性化呈現，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務都將不再“盲人摸象”。

　　數字孿生之于智慧城市的價值，逐漸被越來越多人所認可。

　　一個數字化城市的形成，通常是以計算機技術、多媒體技術和大規模存儲技術為基礎，以寬帶網絡為紐帶。

　　運用遙感、全球定位系統、地理信息系統、工程測量技術、仿真-虛擬等技術，對城市進行多分辨率、多尺度、多時空和多種類的三維描述，即利用信息技術手段把城市的過去、現狀和未來的全部內容在網絡上進行數字化虛擬實現。

　　如果說將數字化城市發展分為“城市+數字化”和“數字化城市”兩個階段，那么毫無疑問，目前城市數字化領域正處于“城市+數字化”發展階段。

　　而“城市+數字化”，是技術向物理世界逐漸滲透，以場景為單位進行數字化建設。

　　從頭部大廠的智慧生態到AI賽道的�？低�視、百度、“四小龍”再到科大訊飛，對于這一場數字化盛宴，商業嗅覺敏銳的企業，第一時間洞察到了數字孿生的新風口。

　　互聯網大廠紛紛上馬智慧城市項目，阿里云的城市大腦、騰訊的“數字政府”、百度的AI City、華為的“城市智能生命體”……他們都不想錯過紛紛入局數字化城市競爭賽道。

　　科技公司們也不遺余力。海爾打造了海納云BIMCloud數字孿生平臺、平安科技有智慧城市云、浪潮有智慧城市大腦……

　　他們通過不同的維度觀察打磨出了許多數字孿生的應用樣本，并且不乏一些有價值的參考案例。

　　華為和上海市黃浦區合作，通過大數據、邊緣計算、5G等技術1：1復刻了百年建筑“南京大樓”的數字孿生系統，對樓宇的健康度進行打分并輸出體檢報告。

　　海納云在青島的海尚府通過數字孿生三維建模，幫社區業主還原戶型結構，可視化管理水電暖隱蔽管線，遠程控制家里的窗簾、照明、地暖等系統。

　　在產業投資新風口之下，根據天眼查顯示6月13日，海納云宣布完成2億元A輪融資，本次融資由上海城投控股旗下2家投資主體(上海城投控股投資有限公司和誠鼎基金)領投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本輪融資主要用于海納云平臺研發能力建設、生態布局資源整合以及區域市場業務拓展。

　　事實上，早在2019年，海納云依托由AIoT、大數據、AI算法和數字孿生4大核心技術構建的“星海數字平臺”，打造了城市大腦、數字應急與城市生命線、數字市政、數字孿生BIM/CIM、數字城市治理、數字社區/園區等多個應用場景。

　　而這次國資的投資，無疑是更進一步推動了海納云在數字城市賽道的發展。

　　但回過頭來看，近年來不少城市提出政府數字化轉型、產業數字化等領域的規劃目標，在數字化城市建設過程中，由政府領導、企業協同是比較常見的模式。

　　在這樣的模式下，已形成參與者眾多的生態網絡和競爭與合作共存的行業格局，其中包括阿里云等具有較強技術服務能力的行業引領者。

　　如果說智慧城市是數字城市與物聯網相結合的產物，那么各大企業數字城市的基礎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后續智慧城市的發展。

　　因為數字城市的發展積累了大量的基礎和運行數據，也面臨諸多挑戰，包括城市級海量信息的采集、分析、存儲、利用等處理問題，多系統融合中的各種復雜問題，以及技術發展帶來的城市發展異化問題。

　　同時，各大企業也面臨一系列不同的難題。

　　如何劃定政府、市場、公民三方的數據權限，兼顧隱私與便利，推動共治與共享;如何設置機器自動化決策與人為介入的機制，實現良性協同;如何調整條塊化、科層化體系，發揮最大效力。

　　簡言之，一座智慧的城市，增進著也考驗著各大“建設者”的智慧。

　　二、數字化的鴻溝仍然存在

　　智慧城市的復雜度遠高于傳統互聯網。

　　以北京OTA智能社區為例。

　　社區中配備了超級“社區大腦”，實現了萬物互聯、物物對話，讓社區和家庭的各類智能硬件、軟件、算法及服務得以通過OTA方式持續升級更新，但想要實現這樣數字孿生的功能，就需要串聯起上百家企業的產品，難度可想而知。

　　而智慧城市的關聯方，將數十倍甚至百倍于智能社區。

　　在數字城市賽道的發展中，玩家有著一個統一的共識：當下的智慧城市經過8年的建設，仍處于初級階段，數據并不互通。

　　當前不同企業、不同城市、不同部門在進行不同維度的數字孿生探索，缺少資源共享與業務協同機制。

　　對于海納云、阿里、華為等來說，想要解決數據孤島的問題，就要推動感知層的建設，而城市感知建設的重點將是傳感器、解決數據隱私問題、在機制上實現數據相互聯通。

　　首先，在數字孿生技術將整個城市的虛擬副本形態數字化呈現的過程，是需要不同傳感器去完成的。

　　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會導致在感應數字化的過程中，傳感器的標椎、協議需要達到統一才能夠在數據收集時更輕松便利。

　　而海納云作為智能社區的參與者，雖然在自主研發的“AIoT生態平臺”，兼容Modbus、蜂窩、WIFI、Lora、NB-IoT等200余種通用協議，可以快速接入生態廠商的不同硬件，目前連接的設備數已經超過1000萬，接入的品類超過2000種，全面拓寬了鏈接的廣度和深度。

　　但在AIoT的宗旨是通過傳感器實時采集在線化的數據，結合用戶需求提供個性化的智能服務。

　　換個角度來說，在城市大腦的建設中，首先就是要感知城市，把整個城市由物理空間到數字空間能進行孿生建設，這就需要傳感器像建立數字地圖一樣精準，只有達到合理的規模才能實現。

　　這些傳感器既包括各種視覺感知設備、也包括地下管網中各種專業的傳感器等，而傳感器的規�；瘧�用取決于價格和成本的突破。

　　而目前在城市的感知層上的能力遠遠沒有打通，這就決定著海納云在物聯、城市大腦的擴展上，需要做出大量的投入。

　　高級的傳感器，很大程度上能夠在現實物聯的數據獲取上更為精準，在感知城市的基礎上需要足夠多的數據才能做到智慧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后期對于三四線城市的數字化轉型，想要做到類似一線城市的物聯感知，這將會涉及很大的改造成本問題，以及運營機制的改變。

　　回過頭來看數字城市賽道，我們不得不承認城市大腦、數字底座等理念架構的推出，都在表示著數字城市賽道在技術方面的大幅提升。

　　但問題也會不斷的產生。

　　智慧與隱私難以兼得

　　事實上，智慧城市的建設除了物聯感知以外，居民的隱私、家庭的信息同樣是數據獲取的一部分，但也不光是個人的數據，比如面臨to G、to B的，還有業務、流程各種數據。

　　原因實際上也很簡單，就拿個人和家庭來說，無論是出行或者消費，或者家庭的日常的行為，這些隱私是一個互相伴隨、相輔相生的狀態。

　　與海納云等“以人為本”的企業來說，智慧城市作為賦能人民幸福感的作用之一，在涉及到一些便民措施的需求下，就會很難不涉及到一些公民隱私數據。

　　這不僅僅是在智慧城市發展初期存在需求，如果智慧城市的前期發展是設備，后期發展是服務，那么在智慧城市發展的后期，個人、家庭、to G、to B的數據就會變得更加重要。

　　或許，政府在這個層面會有相應的法律，比如數據安全法，包括現在隱私越來越關注這方面，會加強立法和監管，在智慧層面對公民的便利和隱私保護有一個比較好的權衡。

　　又或者，在未來的智慧城市，為了保證不侵犯個人、企業、家庭的隱私，將智慧和人相互進行協作發展。

　　不過，對于當下處于初級階段的智慧城市建設，是極其需要通過深層次感知城市的，這就很容易造成物聯感知和個人、家庭、企業等隱私相悖。

　　于是，我們可以窺見，可能接下來的智慧城市發展中，甚至未來更長的一段時間里，對于海納云等所有數字城市賽道的企業來說，數據、智慧、數據隱私中間的權衡，將變成賽道發展中最難以逾越的鴻溝。

　　甚至于政策制定者而言，數據安全法的落地，是一個遲早要面對的問題，畢竟這也是促進賽道發展、企業之間良性競爭最有力的保證。

　　此外，早在2020年的時候，就有統計數據顯示，國內和智慧城市概念相關的企業數據超過1500家。

　　這對于海納云來說，在數字城市賽道上，已經不僅僅需要業務上不斷突破發展，同時也面臨著來自阿里、華為、中興以及更多同行之間的競爭。